香港警界内幕关于1967年动乱的警务应对策略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何家骐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 朱耀光

摘 要

本文力图从内部视角来研究香港六七暴乱期间港英政府所采取的警务策略。 根据档案材料以及对直接参与平息暴乱的警官的深入采访，本研究对港英政府的平暴行动得出两条主要结论。政府在制定警务策略时非常谨慎，显示了警队高层在危机处理方面的智慧。 事实证明，警方在平暴的三个关键性阶段逐步制定了有效的警务计划。 在政策制订方面，在对危机进行彻底的评估之后，政府领导层制订了一项静观其变的警务策略。在执行层面上，警方高层采用了一套“温和”策略来防止暴乱升级。 在行动指挥方面，制订出一系列基于目标的战术以期通过搜查左派组织并逮捕其首要分子来达到恢复社会秩序的目的。除此之外，在警方内部成功地保持自上而下的指挥体系也为港英殖民领导层提供了可靠的手段，从而得以恢复社会秩序。

本研究也发现，借助于1967年政府防暴行动与舆论导向之间良好的配合，殖民领导层将暴乱带来的分歧减少到最低。有趣的是，受访警察强调，暴乱对警队的团结与协调行动具有积极的影响，这一观点与学者或左派作家现有的解释截然不同。 警方受访者澄清了警力在当时濒于分崩离析的传言，并为1967年整个警力调动期间本地华人警官与外籍警官相对良好的关系提供了详细资料。

1967年的平暴经验为香港现在和未来的警务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受访者的描述，卓有成效的治安维护行动可以归因于以下四点，即(1) 准确地对危机进行评估；(2)设置一项明确而可行的治安任务；（3）灵活地运用策略（兼用基于情报的“温和”策略以及正面‘强硬’的防暴手段），以及（4）采用适当的战术，并确保对一线行动提供充分的后援。对这些策略的良好应用，成功地将组成成员复杂的警力与市民联系在一起，并部分地解释了最终能够成功完成治安任务的原因。 虽然香港的社会政治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人们相信，这一经验可以为研究当今公共秩序管理提供极有价值的参考。

1. 引言

1967年暴乱被普遍地认为是香港历史上最严重的平民骚乱。暴乱最初因劳资纠纷引发，随后逐步升级为工人与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后来，本地的左派人士利用这一契机对香港政府进行攻击。当局高度赞扬香港警方在恢复社会秩序行动中的杰出表现。为了表彰香港警方在平暴行动中所做出的积极有效的贡献，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于1968年4月授予香港警察当局“皇家”头衔。从香港本地华人左派人士的角度来看，香港警察只不过充当了残忍地镇压同胞的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走狗”。相反，一些学者对这支未完全本土化且不受欢迎的警队能够在1967年成功地平息大规模暴乱仍然感到十分困惑。

本文力图从内部视角来研究香港六七暴乱期间的警务策略。 为了全面展示暴乱期间警方所采用的策略，本文将从三个层面来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即决策层，执行层以及行动指挥层。本研究采用的资料大部分来源于档案材料以及对直接参与平息暴乱的警官的深入采访。总共有16位在暴乱中承担一线治安任务的警官接受了采访。 受访者包括来自警察预备培训分队（PTC）（防暴队），制服支队以及来自交通与情报部门的警官（见附录1）。

2. 决策层

2.1 危机前的准备措施

1967年平暴的成功可以归因于殖民政府在危机前准备得当。 在1956年的“双十月暴乱”后，香港警方主动地对警队进行了现代化，并加强了准军事部队以应对大规模暴乱。另外，政府意欲通过在征募警员的过程中采用更严格的训练来“净化”警队。

殖民政府从1956年暴乱这一不愉快的经历中意识到，对于如何应付城市暴力骚乱，警队缺乏适当的训练。 1957年，警察战术分队（PTC）成立。 它由4个连队组成，每个连队有大约170名防暴警察。 这些连队分别服务于香港岛，九龙与新界。另一个连队别名为“皇家部队”，驻扎在警察总部听候紧急调遣。

PTC成员接受了一套缜密的防暴战术训练。各警察分部的防暴训练也做出了修订。 PTC成为对一线警察进行定期防暴战术培训的核心机构。 [1]为了提高人群管理的灵活性以及有效性，防暴队形也采用了新战术。 [2]对暴乱期间的后勤协调进行了改进，并采用了有关措施来改善警力内部的协调工作， [3]对后备警察力量进行了重组，所有成员都受到训练以便在出现紧急事件时为正规警力提供有效支持。[4]

1956年暴乱也使当局警醒，明白了建立一支无任何政治倾向的警察部队的必要性。 与50年代初期的警员培训方式不同，警察征募程序更加正规。通过一项严格的审查程序，确保所有的新警员无任何政治附属关系。 在任职之前，所有的申请人必须至少提交两份由现任公务员提供的审查报告。 这些新的审查程序确保了香港警队成员在政治上既不附属于中国共产党(CCP)，也不附属于台湾的中国国民党(KMT)，这一做法后来证明是必要而成功的，有助于警方在随后的在防暴行动中效忠于港英殖民政府。

2.2 风险评估

在政府大厦外爆发因劳资纠纷升级而引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后，可以看到殖民政府有效地阻止了社会状况的恶化，在危机处理方面表现非常得出色。 考虑到当时并不清楚北京对本地左派人士引发的暴乱所持的态度，当时治安任务的目的是对动乱早期阶段的政治活动进行管制。港英政府也对其未完全本土化的警队的不得人心以及可能出现的不忠诚保持相当的警惕。

事实上在San Po Kong区出现劳资纠纷之后，在设计其防暴策略时，殖民政府最初有些犹豫。当警察逐渐忽视劳资纠纷的敏感性时，殖民领导层担心中国政府可能卷人这一事件，并很快向伦敦寻求指导意见。 [5]殖民政府不得不对下列情况开展评估：究竟是北京发出指令进行正面冲突、罢工以及炸弹袭击，亦或仅仅是出于文革狂热分子自发的行为。 [6]

殖民领导层内心的另一个担忧来自香港警队的准备情况。 他们怀疑香港警队在民众中的不得人心可能会影响到能否有效地执行防暴行动。在左派人士呼吁“痛打誓为帝国主义者效忠的黄皮猪”的口号下，香港警方不良的公众形象可能为殖民管理制度增加更多的麻烦。 [7]正如一位受访者的描述：“‘斗委会’成立后，看着横幅上用煽动性的标语责骂华人警察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还经常受到暴乱者口头上的攻击，我们感觉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并开始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警察访谈，2005年 7月14日）。

殖民领导层另一个最大的担忧来自于警队内部华人警官的忠诚危机。 从历史上来看，殖民政府似乎并未只依赖于本地警察来处理一些政治敏感事件。在20世纪60年代，香港警方一个典型的组织结构特色就是领导层的非本土化。武装力量的大部分领导职位都由外籍人士占据。 按照后备军事设置下的层级，发展了一条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指挥层。 本地的授衔警官以及文职警官与印度籍以及巴基斯坦籍的新警员一起，在外籍总指挥官的指挥下履行职责。 [8]显然，当其代表性受到华人警官的质疑时，因种族歧视以及非本土人士领导的警队可能面临土崩瓦解。

的确，大部分警方受访者承认对工人有一定程度的同情。 一位受访者说，就个人而言，他同意工人们摆脱雇主剥削的呼吁，并认为是合理合法的要求（警察访谈，2004年 6月2日）。然而，饱受本地左派人士大规模且无休止的侮辱之后，主流的华人警官逐渐被迫放弃了最初对暴乱人员的同情，并在外籍上级的指挥下全力致力于防暴工作。

2.3设置警务目标

当英国当局已经领会到北京的政策导向后，就采用了一套“防止冲突”的警务策略来对付大规模游行示威。 “在最大限度的克制下维持社会秩序”作为指导原则来指导所有的警务行动以应对逐步升级的暴力行为。 由于不确定暴力行为究竟是出于本地的不满意见还是涉及到北京的介入因素，殖民政府将治安任务目标设定为钳制一切进一步暴乱的可能性。

在“维持社会秩序”的旗帜下，政府的目标是不给左派人士以任何借口使冲突升级以及制造任何事端。 [9]总督David Trench爵士设法限制暴乱直到伦敦明确北京的底线。 由于担心中国的大规模报复，没有人看到有大量的拘捕行动；即使在冲突现场也没有使用警棍和催泪瓦斯。在政府宣布下决心平息扰乱社会秩序行为的同时，也试图隔离抗议人群，并加强宣传说这只是“肆无忌惮的少数人”操纵纯劳资纠纷的结果。 政府领导人也呼吁市民冷静下来，即使对香港社会的不足心存不满，也要通过合法的和平手段来表达他们的愿望。 [10]

3. 执行层

在警察受访者的帮助下，在此警务框架之下，下列几项部署值得关注： 第一,设立一个特殊机构来协调防暴行为。第二，与英国军方保持联系以确保在以后的行动有后援支持。 第三,告戒一线警察不要屈服于抗议者的挑衅行为。 第四，强化警方在情报和地面两方面的评估工作。逼迫公用事业的管理人员并施压要求他们解雇参与罢工的雇员。 第五，加强媒体管理以改善警队形象。 在官方出版物中，警方被重新定位为保护公有以及私有财产的公正的执法者，并迅速地将这些出版物分发给民众。最后，政府逐步加强对组织的忠诚度并提升一线警察的士气。

3.1 特别行动组的成立

政府发起的第一项行动就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建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对危机进行干预。 1967年 7月成立的特别“特别行动小组”由国防部长杰克·卡特直接领导，其职责就是对局势进行严密监视，并针对逐步升级的暴乱制定适当的策略。 [11]

特别行动小组的一些成员的描述着重强调了其在政府发起的防暴行动中的计划和协调职能。 作为一个定期召集政府各部门高层的特别机构，该特别行动小组强调各部门的内部沟通，并在某种程度上起情报中心的作用，通过各部门与市民频繁而直接的接触所获取的情报，为政府领导人提供最新的暴乱发展情况。据说这个小组在1967年夏天的每天早上都召开会议，向港督David Trench汇报天黑以前发生的有关情况，并接受港督的指示。 [12]

这个小组也承担着另外一项重要的职责，就是将执行指令在一线警力中进行分配。 工作组确保警察任务和政府高层策略通报的一致性、准确性和有效性，并协调信息通报部门间的执行工作。针对左派人士的反政府宣传，据说该行动组也花大力气致力于信息通报，并力图对舆论造成影响。 政府的各常设机构随后也采取各种特别措施来满足公众的需求。 例如，交通部频繁地报告暴乱对重要交通运营所造成的影响。香港无线电台增加了热点广播，政府信息服务部门发行每日信息公报向公众说明政府的目的。 这些工作有助于解释政府对罢工运动所采取的针对性行动。 [13]

3.2 确保获得英国军方的支持

第二套策略就是确保在出现不确定因素时得到英国军方的后备支持。 政府低调地加强与驻港英军的联系，并专门成立了一个办事处来协调整个暴乱期间的防暴行动。该办事处被称为Pol-Mil（军警联合办事处的简称），主要由殖民警察总部和区域总部在整个冲突期间共同提供的人员组成。 [14] (（警察访谈，2005年3月7日和7月14日）。

根据一位受访者的描述，Pol- Mil的任务就是监督某一区内的警务行动。军警联合办事处中督察级别的警官负责协调与军方的工作，而军方在整个六七暴乱期间主要起配合作用（警方访谈，2005年3月7日和7月14日）。

军方的配合为香港警方采取的警务行动提供了有效的后援。 在新界和市区经常可以见到军事分队与警队在各种行动中所进行的协作，尤其是自1967年7月以来，英国政府意识到北京的政策就是将香港仍然保持在自己的管理之下以后，这种协作就更为常见了。

3.3 采用非冲突性人群管理策略

对人群管理采取一种非冲突策略，目的是缩小暴乱的规模，并促进公众对殖民政府的支持。 档案材料和受访警察的叙述都表明在暴乱初期采用了温和战术，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政府的中坚分子不能绝对保证北京究竟对本港采取的行动持何种态度。

远离人群

我们的受访者普遍强调，他们最大限度地容忍了左派人士组织的暴力行动。大部分警方受访者指出，他们受到有关方面的反复提醒，当面对抗议者，对付由失业工人、左派人士创办的学校的学生和工会运动分子组成的示威者时，要保持克制，不得采取“过于富有侵略性”的行动。 正如一位受访者的回忆：“我们被告之要不断地表现出维护法律与秩序的决心。并提醒在未得到进一步指示前，对示威者的挑衅性行为应表示出最大程度的镇定。”（警察访谈，2004年8月18日）。

另一位奉命参与上述的行动的受访者也强调说，他本人接到的一个重要指示就是避免与暴乱人群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他进一步解释说：

“我们并没有打算阻止示威游行。 示威者大部分是工人和学生，一般集结在市中心的中国银行大厦，然后向位于Upper Albert路的政府办公大楼行进。 面对政府办公大楼外2500多人组成的高呼毛主席语录的示威人群，所有警察都未配备武器。这被称作“温和策略”，也是警务策略初期的一个特色。 我们已经接受了这种战术训练以避免与人群发生肢体接触。这种保持低调的战术，至少持续了两个月之久 ……”

（警察访谈，2005年8月5日）

另一位受访者回忆说，指挥官提醒他在整个行动中都要保持耐性。 他说道：“在一次对红磡区的一幢Towngas房屋采取的行动中，我的外籍PTC小组指挥官提醒我们‘不得采取强硬行动’，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开枪’”。[15]（警察访谈，2005年 7月17日）

这些叙述清楚地表明了英国政府在处理早期暴乱时的谨慎。 显然，警方采取了一种相对宽容的方法以“有助于平稳地平息示威游行”。警方被告之在履行职责时应保持“最大的镇定和克制”。 并部署了警官来移除街道上的“煽动性的标语和旗帜”，但是并没有采取大规模的逮捕行动。

在人群管理行动中部署女警

根据一线警官的描述，笔者得出一项鼓舞人心的发现，那就是在防暴行动中，尤其是在1967年5月上旬的冲突现场，女性警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据一位女性受访者的回忆，女巡警也被召集到暴乱现场，以尽量减少流血事件。除诸如协调后勤支援等等办公室的事务性工作之外，女警官也随时待命前往冲突现场执行人群管理任务。 根据这位女警官的回忆，她和其他女性同行接到指示，“将示威者阻止在政府办公大楼之外”（警察访谈，2005年7月25日）。

通过研究官方的提供的1967年5月和6月上旬在政府大楼外抓拍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上述情节。 令人惊讶的是，在整个暴乱期间，女警察的确是人群管理策略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很显然，在示威游行的一线现场部署未携带武器的女警，正是殖民当局为防止暴力行为的升级而采取的“温和战术”的一部分。 与男性同行相比，女警更容易对付女性示威者。 这一发现完全驳斥了“女警在香港警队以及殖民警备历史上是微不足道的”这一说法。[16]

3.4 基于情报的警务行动以及对公用事业施加压力

在这套温和战术下，为了推进防暴行动，政府表现出对情报工作的极大关注。 由于认为有关人员的活动对本港的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警方也派遣了情报人员对可疑的亲北京目标开展近距离的侦察和系统的监视。

隶属于刑事侦查科的警员们，在暴乱期间承担了获取情报的职责，以支持防暴分队的同行们所采取的防暴行动。 他们主要被派去执行对目标机构的地面评估工作。他们也被派去接近亲政府的组织，如Kaifong协会和邻近的委员会，为制定警务行动方案而搜集有关左派机构的主要人员的情报。为方便市民提供暴乱信息，还设立了一条电话热线。 [17]

受访者认为，自从1967年7月以来，良好的地面评估和情报工作是成功搜查左派驻地的关键因素之一。一位受访者回忆道：“我本人就曾经参加了搜查Metropole和华丰百货的行动。 在搜查前，我们已经对两栋建筑物内的情况了若指掌。 我们基本上已经获悉他们所配备的攻击性物品的数目和种类。”(（警察访谈，2005年7月25日和8月2日）

港英政府力图限制因罢工和蓄意煽动使本地经济陷于瘫痪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并对公用事业管理层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解雇参与罢工的工人。例如，公用事业单位的公共汽车维修人员，海员以及工匠等。 其间，政府也解雇了追随左派运动的公职人员。 政府提供的数字显示有超过1,500名雇员遭到解雇。 [18]左派工会宣布向遭到解雇的罢工成员提供经济和物质上的补偿，但是由于接到的补偿请求不断增加，不久之后工会就面临着经济上的困难。 这一非冲突性策略的确有效地削弱了左派的力量。

3.5 通过媒体管理寻求公众的支持

殖民领导者也试图宽慰市民并呼吁他们在暴乱期间支持政府。 实际上，人们对英政府是否会在长期的暴乱中不得不退出香港做出大量推测，，虽然大多数市民并不期望这样。同时,整个本港地区充满了谣言。 一些谣传说北京当局已经准备收回香港，而另外一些“评述”则声称英国政府加强了驻港英军的军事设施以保护其在香港的经济利益。由于大多数香港居民在丧失信息来源的情况下不能判断这些报告的准确性，因此这些谣言对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心理负担。 [19]

孤立暴乱参与者

政府也力图通过采取抨击左派组织的不合乎道德的行为这一手段将暴乱者孤立起来。 官方出版物报道说，大多数“暴乱分子”是天真的学龄儿童， 是受到别人的蛊惑才参与有组织性的暴乱的。 他们中有些人是左派团体雇佣的失业人员，他们通过在街道[20]上设置真真假假的炸弹来“扰乱社会秩序”（警察访谈, 2004年6月2日）。 散布对左派组织不利的宣传册的努力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这样使得政府在公众的支持下可以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来平息暴乱。

也可以看到政府积极利用媒介来消除左派的不利宣传。 为了强调警队的一致性，政府声称常规警力和后备警力的征募工作形势大好，而且与非暴乱时期的情况没有任何不同。 [21]在一方面,政府称赞后备警力在制止暴乱的过程中“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协助”。 对于左派人士声称警队内部分裂这一说法，政府发表针对性声明说，在总共2400名后备警官中，几乎99%的人在1967年5月11日的动员令发布后都迅速到岗位报到（见附录2）[22]。

宣传

在暴乱期间，政府信息服务部门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来说明政府的工作，并将香港警察塑造成“人民卫士”的形象。 这本出版物强调了警察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重要角色。在这本小册子的封底和封面，都印上了从中英文报纸中摘录的对警方的嘉许和颂词。 [23]（见附录3）。

与小册子一起出版的还有一些活页册子，重点介绍香港警界的海外精英。 出版这些活页册子主要是出于招募新警员的目的，文中充满了这样的描述：“警界诱人的职业前景，为阁下提供体验多彩生活的良机。” 更重要的是，文中着重举例说明在六七暴乱期间香港警察方是如何获得公众认可的。在小册子中有如下内容：

“在最近的暴乱中，香港警队以良好的秩序和行动而重新赢得了公众的赞许”。它也引用了伦敦每日邮报的报道：“在整个激烈的冲突期间，警方表现出完美的纪律性和非凡的克制力。 在我所有的报道经历中，包括过去七年在非洲最恶劣的冲突现场警察所采取的行动中，我都没有见到类似的情况。” [24]

最初民众普遍对参加罢工的工人表示同情。 然而，逐步的政治化以及暴乱的进程使市民感到担忧，因为长时间的混乱局面，尤其是当看到无辜的平民和警员人身受到伤害以后，他们开始感到很不安。大多数民众开始转而支持政府。 实际上，在持续的骚乱期间，采用“延迟策略”在大规模示威游行阶段得到了大部分民众的支持。 来自主流市民精神上热烈的支持，加强了一线警员执行治安任务的奉献精神。在民众的支持下，在在暴乱后期处理冲突性问题时，政府最终采取了更强硬的态度。

3.6 提升警察士气

警务策略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确保香港警方在执行治安任务时保持镇定。 有证据表明，政府对这些谣言对警方的团结和一致性方面的消极影响保持格外警惕。领导层意识到，香港警队多种族的构成对忠诚度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很多人担心的是，当华人警察必须宣誓效忠殖民政府时，他们还要克服令其不安的特殊时期。 通过突出强调警察内部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当地的共产党员的确试图破坏华人警察对殖民政府的忠诚度。他们呼吁警队内部的中国人“调转枪口对准殖民政府” 。 [25]

为了努力避免警队内部可能出现的分裂，政府在暴乱期间一直高举“恢复社会秩序”的旗帜。 政府一边采用金钱奖励，一边不断宣传公众对政府的支持，以此来加强外籍与本地警力之间的协作关系，甚至激起华人警察平息暴乱的渴望。

政府采取的巩固警力的手段之一就是提高一线警察的津贴。 在整个暴乱期间，所有警官都可以得到包括现金和补给在内的额外津贴。 [26]政府宣布把警察的津贴提高3%，并采取额外的措施来解决警察的后顾之忧。 部署了后备警力用于保护警察局和警员住宿区。为生活在住宿区的警察家属提供所有的基本物资，如大米和蔬菜等。 同时，警察教育与福利信托基金会于1967年成立。该基金会把民众的捐款存储起来，用于为警察家属提供学费补贴。 [27]各种各样的私营企业也为警察提供一些特别优惠，以表达对警察在暴乱期间“杰出表现”的“感激”。 [28]（警察访谈，2004年5月11日，6月2日和8月18日）。

额外的经济刺激的确有效地提高了华人警察的士气。 在“维护社会秩序”的旗帜下，殖民领导层成功地消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并加强了警队的团结。大部分受访者都强调，他们这样做只是为本港地区的社会稳定做贡献，而不是向英国政府效忠。 一位受访者这样描述到：“如果我退出警队的话我能做什么呢？我只有小学学历。 现在我的薪水是过去的两倍…… 我不完全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对政治毫无兴趣，当然也没有“帮助外国殖民主义者”的感觉。” (（警察访谈，2005年 7月16日）。

警察受访者的叙述显示，政府提高警察待遇的做法同时也增强了警队的凝聚力。 这样做在精神上给了他们充足的安慰，也让警方潜意识地认为在执行任务时获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通过强调防暴行动的“神圣性与必要性”，政府成功地瓦解了左派人士借华人警察忠于帝国主义政权这一问题所进行的攻击。 警方没有理会对“效忠问题”的质疑，反而在长达半年的暴乱中始终保持了良好的士气。

面对共同危难，甚至可以看到警队内部外籍警员与本地警员之间的关系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这一点正好驳斥了学术上认为警队在六七暴乱期间濒于分裂的说法。政府成功地让警方感觉到他们受到民众的支持。事实上，市民们对左派最初的同情在逐渐消退，在持续而广泛的混乱后，转而支持英籍领导层领导下的平暴工作。

4. 行动指挥层

在后来证实了北京方面的指导原则后，警务策略又被重新定义为“恢复社会秩序”。 立法、搜查和逮捕成为打击始于1967年7月的恐怖活动的警方战术的主要因素。

在平暴行动中，制定了一系列基于目标的战术，以期通过搜查在香港的左派组织并逮捕其首要分子来达到恢复社会秩序的目的。 1967年7月中旬，政府公开声明将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来“恢复社会秩序”。[29]并授权警方可以采取搜查和逮捕行动。[30]声明强调，在拘捕违法者时一旦遇到暴力行为，警方随时可以采取自卫行动。 [31]在军警的联合行动中，左派工会、百货公司、学校和报馆都遭到搜查。 没收武器和弹药，连同对左派关键人物的拘捕，目的就是动摇左派阵营并结束自五月以来的社会混乱状态。 [32]

4.1 谁可能受到搜查以及搜查的原因

对于许多在本港的亲北京组织，港英政府对目标逐一分为以下三类，便于仔细而持续的搜查。 它们分别为左派学校，出版机构和工会。选中左派学校是因为他们对本地的青年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灌输。 挑选亲北京的出版机构是因为它们充当了北京的代言人。 左派工会成为搜查对象是由于他们在基层存在庞大的组织结构网络，其集体性行动可能会使整个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 [33]

然而，中国在香港的“政府性机构”向来都不在搜查目标之列。 一位受访督察这样描述道：“我们从未对中国银行和中新社采取过搜查行动。虽然他们被指控与暴乱有牵连，但是这样做在政治上是相当敏感的。 他们的主要人员未被拘捕，三家亲北京的主要日报也未遭到取缔。 我们只是搜查了左派学校，工会和商店……”(警察访谈，2005年 7月14日）。

4.2 与英军的联合行动

政府也获得了军方的支援以确保警方能够有效地开展行动，这样局势才不致失控。自1967年6月中旬起，英军一直处于持续备战状态。英国数支远东海军舰艇被安排在暴乱期间访问香港。[34]一份援引英军发言人声明的报告说：“警察和军队是互补的，在诸如搜查左派工会的重大行动中，军队在设立有威慑力的警戒线方面尤为有效。” [35]

警方受访者一致强调了英军在平息暴乱方面所承担的重要角色（见附录4）。当时的新闻报道也指出，大部分搜查分队都的确是由香港警方的常规防暴队和驻港英军联合组成的。 尽管如此，看起来军方似乎从未在这些行动中处于主导地位。 他们只是在香港警方防暴队执行的搜捕行动中担任辅助角色。在一次“小型”行动中，例如突袭左派联盟工会的俱乐部，有目击者看到警方至少动用了一个防暴连队。 并由一名警司负责指挥和组织搜捕行动。

同时人们可以看到，在对一些共产党员‘据点’所采取的行动中，警察与军队之间存在更加紧密的合作，例如，1967年7月16日对Tokwawan工人俱乐部的突袭，1967年7月27日对两家左派百货公司的搜查，以及1967年8月4日对华丰百货采取的搜捕行动等。可见当局至少调动了两个连的防暴队参加了行动。有时候侦探也被召集起来以加快对目标建筑物的搜查行动。 更为重要的是，有军事人员同时参加了这些搜捕行动。 在这些‘联合行动中’，由一位高级警司或警官（通常是警察局副局长）负责指挥。 军方（一般至少调用一个营的英军）为常规警察部队在行动中提供后援支持。他们封锁目标据点的所有入口，并清查周边区域以防止在整个搜查行动中遭到左派分子的报复性袭击。

在一些大规模行动中，英军不仅为警方提供后勤支援，还在数次执行大规模行动计划前承担了培训任务。 在1967年8月4对北角华丰百货采取的搜查行动中，据报道有1,000多名警察和士兵以及三架从HMS Hermes航空母舰上起飞的Westland旋风式直升飞机参加。军方将警察从Bayview警察局空运到左派据点的屋顶，并开始在该建筑物内执行搜捕行动。 [36]一位受访者这样描述到：

“当时我隶属于Bayview警察局。 一天晚上，我们的分队指挥官告诉我们有重要行动，随后我们被运送到鲤鱼门要塞，在军事人员的指导下接受了一周的飞机着陆演习。在8月上旬的一个晚上，在听取了一个行动前的简报后，我们登上HMS Hermes航母，爬上直升飞机，我们开始明白要去参加对北角的三幢建筑物的空降突袭行动。 直升机飞行一段时间后降落在Kiu Koon大厦的顶部，我们冲进房间把里面的人员逐一逮捕。 在到达这幢建筑物一楼的主要入口后，我吃惊地发现在各主要入口都有人安装了触电装置。一旦指挥官命令冲进据点，我的同伴将有可能触电致死。 在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我们情报工作的出色以及领导层的英明。”

（警察访谈，2005年8月2日）

同时，警方和军方通常在凌晨采取联合行动。 防暴队采取的闪电行动常常被新闻报道描述为“没有受到重大的抵抗”或“没有受到任何外部阻碍”。 [37]其实这不应归于运气，而在于警察当局制定了周详的行动计划。 在大多数情况下，目标据点内部的左派分子并不知道这些攻击行动，因此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性措施。根据一些受访者提供的资料，警方采取的行动通常受到附近居民的欢迎，有时当他们看到左派人士遭到大规模逮捕时，甚至鼓掌高喊“逮捕他们”。 [38]

5. 讨论

警方的描述表明政府的平暴行动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在风险评估层面上，殖民领导层对未完全本土化的警队内部华人警官在骚乱早期可能出现的忠诚问题保持警惕。即使没有确定北京方面对本地左派发起的暴乱的态度，政府依然设立了限制政治活动的治安任务。 香港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得到了加强，为持续的游行示威和罢工诉求所导致的社会社会秩序恶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殖民政府与英军之间的联络得到了加强，确保了军事人员对对防暴行动的后援，并保证了局势不会失控。

第二，“在最大限度的克制下维持社会秩序”作为所有警务行动的指导原则，以应对逐步升级的暴力行为。 对人群管理采取一种非冲突策略，目的是缩小暴乱的规模，并推进公众在暴乱初期对殖民政府的支持。当一线警察被告之不要屈服于抗议者的挑衅行为时，警察当局也同时加强了情报与地面评估两方面的工作。 逼迫公用事业的管理人员并施压要求他们解雇参与罢工的雇员。 在避免冲突的策略下，政府也加强了对媒体的管理。在官方出版物中，警方被描述为保护公有以及私有财产的公正的执法者，并迅速地将这些出版物分发给民众。 同时，政府采取相关措施来提升一线警察的士气。 警方的受访者普遍认为，警队在长达半年的暴乱中始终保持了良好的士气。 [39]

第三，在后来证实了北京方面的指导原则后，警务策略变化为强调“恢复社会秩序”。 立法、搜查与逮捕成为对付7月份以来炸弹爆炸威胁的警方战术的主要手段。 在与军事人员的联合行动中，左派工会、百货公司、学校和通讯社都遭到搜查。 没收武器和弹药，连同对左派关键人物的拘捕，其目的就是为了动摇左派阵营并结束自五月以来的社会混乱状态。随着北京方面宣布“同英帝国主义展开长期的斗争”，长达半年的暴乱在1967年底逐渐被平息。

6. 结论

本文力图以内部人员的视角来研究香港六七暴乱期间的警务策略。 研究发现，政府的警务策略的制定非常谨慎，显示了警方高层在危机处理方面的智慧。事实证明，警方在平暴的三个关键性阶段逐步制定了有效的警务计划。 在政策制订方面，在对危机进行彻底的评估之后，政府领导层制订了一项静观其变的警务策略。 在执行方面，警方高层采用了一套“温和”策略来防止暴乱升级。在行动指挥方面，制订出一系列基于目标的战术以期通过突袭左派组织并逮捕其首要分子来达到恢复社会秩序的目的。 除此之外，在警方内部成功地保持自上而下的指挥体系也为港英殖民领导层提供了可靠的手段，从而得以恢复社会秩序。

本研究也发现，1967年政府防暴行动与舆论导向之间良好的配合有助于殖民领导层将暴乱带来的分歧减少到最低。有趣的是，受访警察强调暴乱对警队的团结与协调行动的积极影响，与学者或左派作家现有的解释截然不同。 警方受访者澄清了警力在当时濒于分崩离析的传言，并为1967年整个警力调动期间本地与外籍警官相对良好的关系提供了详细资料。

1967年的平暴经验为香港现在和将来的警务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受访者的描述，卓有成效的治安维护行动可以归因于以下四点，即(1)准确地对危机进行评估；(2)设置一项明确而可行的治安任务；（3）灵活地运用策略（兼用基于情报的“温和”策略以及正面“强硬”的治安手段），以及（4）采用适当的战术，并确保对一线行动提供充分的后援。对这些策略的良好应用，成功地将成分复杂的警力与市民联系在一起，并部分地解释了能够最终成功完成治安任务的原因。 虽然香港的社会政治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人们相信，这一经验可以对研究当今公众秩序管理提供极有价值的参考。